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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警分局啟動「安程專案」,建構優質乘車環境保障乘客安全。(圖/台東縣警局提供 下同)

記者王兆麟/台東報導信用卡機場停車優惠比較

日前有媒體報導「色運匠下藥伸狼爪」,台東縣關山警察分局為建構安全優質乘坐計程車環境,提升計程車服務品質,以建立安全乘車網絡、落實業者管理人責任及實施重點稽查勤務等方式,啟動「安程專案」加強計程車稽查工作,並將針對車站及觀光景點計程車列為重點稽查對象,以防止媒體報導之類似案件發生。

關山分局於17日下午啟動「安程專案」加強計程車稽查工作,主動前往轄內車站及觀光景點周邊,針對計程車實施重點稽查,稽查項目以「1.有無職業駕照、2.有無執業登記證、3.執業登記證及副證,有無依規定安置車內指定之插座或以他物遮蔽者、4.車頂燈是否以螺絲(不限鑽洞式)、金屬拉帶或車頂燈架固定於車頂前半部適當位置,不得以磁鐵吸住方式安裝、5.執業登記證是否依規定辦理查驗及異動申報。」為主,同時加強注意乘客之檢查,行跡可疑者,必須詳加盤查,逐一登記,並注意車內徵候,及乘客遭受脅制狀況,即時妥慎處理。

關山警察分局提醒,搭車時先察看車內右前方及前座椅後方指定插座有無置放執業登記出國信用卡比較 2017證及副證(無者,避免搭乘),登記證上相片是否與駕駛人相符,並牢記車號、車行名稱、品牌及駕駛人姓名,遇有被害應牢記嫌疑犯年貌、衣著、特徵及逃逸方向,並保持跡證之完整,即時向就近警察單位或撥打110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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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0314:48

〔記者鄭瑋奇/台北報導〕對於交通部針對Uber提出納管、納保、納險3原則,Uber官方也發表回應,現在台灣法令若Uber要納管,那Uber得註冊為一家計程車公司;納保,Uber有國際保險且也尋找到台灣在地業者量身訂做保單;納稅,Uber願意繳納所有適用於Uber車輛分享營運模式的稅。要Uber註冊為一家計程車公司納管,Uber說自己並不是一家計程車公司,所以要我們登記為計程車公司很荒謬。Uber是一家運用手機上的App,媒合願意分享車輛駕駛和有交通需求乘客,全球有72個國家已接受車輛分享,或以私人交通工具基於需求而與民眾有效分享的概念,因為它滿足計程車無法做到的事。其接受的方式不管是制定專法或是鬆綁舊有法規,都絕對不是硬把Uber規範為計程車。Uber說雖然希望接受規範,但如果先把Uber定位在計程車業,並要求符合該業者的所有規範,沒有任何彈性鬆綁空間,這就像是喝湯硬要用筷子一樣,行不通的。「Uber得納保」?Uber表示,每一趟在Uber平台上媒合的搭乘服務,都受到保障,在全世界各城市都是如此,台灣當然也是。至於要找在地保險推在地保單,Uber說有這麼做,雖然保險業者已為台灣Uber量身訂製好保單,但是對於實際使保單生效及提供承保服務感到有顧慮,因為要等待台灣政府願意為車輛分享營運模式制定合宜的法規。不過政府卻又不斷說Uber沒有提供在地保險,這是政府一意孤行造成各方進退兩難的局面。「Uber要納稅」,Uber表示,4年前在台灣落地開始,就繳納所有適用於Uber車輛分享營運模式的稅。Uber願意遵從台灣稅法,即使在還沒有相關稅法也願意做出承諾。先前與其他業者如Apple、Agoda等,共同和財政部坐下來針對法案內容做討論,後續並以書面承諾,一旦這個跨境電商稅法案開始實施,將會遵守相關的機制繳稅。而且,Uber合作駕駛保有絕大部份因提供服務而獲得的車資收入,經濟效益會留台灣,這與許多跨境科技公司模式很不相同。

旺報【記者潘維庭╱台北報導】

前總統府祕書長張群1948至1972年來的日記,日前由國民黨黨史館對外公布。裡頭見證了中華民國與日本的關係演變。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王文隆表示,這批史料之所以能公布,與獲得張群的兒子、前央行總裁張繼正首肯有關,而張繼正在同意父親的日記公布之後幾天離世。

王文隆表示,早期許多黨國大老都把資料都留在黨史館或國史館,覺得在這裡比較安全,也比較信任。

張群的資料不光是日記,還有一些與日本政要往來的文書,也都留在黨史館。先開放日記,是因為資料相對集中、整理起來相對單純,之後書信文件在掃瞄後也會公開,因為原版的紙比較脆弱,要等數位化後讓讀者在電腦參閱,「這也是承載了家屬寄託我們的責任」。

對於這些文物、資料,王文隆解釋,早期家屬把資料送來黨史館,沒有簽任何協議;如果資料要開放,為求慎重,一定要得到家屬的同意,於是聯絡上了張繼正。

他說,家屬很慷慨,毫無遮掩下全數同意開放,開放後館方想跟張繼正再度聯繫致意時,才知道張剛過世,「他在過世前簽了字,如果當時沒有他簽字同意,這批資料可能永遠沒辦法開放,有點冥冥註定的感覺。」

《張群日記》也提到,當時中華民國與日本要斷交時,我方擬了兩個版本的聲明,一個是寫了「斷交」,一個版本則沒有,張群表示不要把「斷交」兩字寫入,認為中華民國與日本的關係算是「中止」。

王文隆表示,如果把張群1952年與1972年兩年的日記比較,前者在記錄《中日和約》時內容十分詳細,資料也很多,後者則是內容十分少。王文隆猜想,張群與日本關係深厚,兩國斷交可能對張的打擊很大,因此日記資料在1972年9月也隨之結束,可能因此不再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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